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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相比城市受独生子女政策和婚育观念影响导致生育率持续低迷，学界对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低迷的原因缺乏有力解释。
最新一期《人口与社会》发表的一组文章，深入剖析了留守经历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为解释农村地区生育率低迷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人口与社会》是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邮电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类期刊，定期发布关于人口迁移、家庭结构、生育政策及社会变迁等领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流动人口二代。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父母外出务工而有过留守或随迁的经历。随着这部分儿童逐渐成年，他们的数量已经相当庞大，并且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文化塑造都将产生长远影响。然而，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童年时期的发展情况，而对其成年后的发展境况，尤其是留守经历对其成年后生育观念的影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人口与社会》“流动人口研究”栏目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石智雷介绍，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人口与社会》在最新一期杂志上组织了四篇专题论文，深入探讨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发展状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石智雷与周小强通过分析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揭示了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演变和群体特征，指出到2035年，18至45岁人群中将有一半以上是流动人口二代，但他们普遍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方面表现不佳。重庆工商大学的吴华安、唐泽莲与李雨晴的研究发现，早年留守经历会导致农村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减弱，个人导向型生育动机增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王春凯与刘文萌则关注到这类群体在生育决策上的特殊性，发现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程度更高，实现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的难度较大。此外，湖北民族大学的谭宇、乔勇与程文澳通过分析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指出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及社会融入困难等因素会增加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计脆弱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华安团队发表的题为《早年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生育动机的影响》，和王春凯团队发表的题为《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育决策与生成机制研究》，对于理解当前农村地区低生育率成因，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支持生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吴华安团队的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特别是2010年基线调查中收集的关于16岁以上受访者在0至3岁、4至12岁期间不与父母同住的信息，通过个人唯一识别码将2010年与2020年的数据连接起来，得到了3125名有效样本，这些样本均为农业户口且年龄在19至49岁之间。
该研究中定义了生育动机为核心变量，并将其分为个人导向型和家庭导向型两类。个人导向型生育动机指的是出于个人情感需要或个人成就的愿望去生育；而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则更侧重于为家庭延续香火、经济支持以及增加家庭的重要性等方面考虑生育。研究者通过对受访者对生养子女目的的看法进行问卷调查，并将答案量化处理，以此衡量两种类型的生育动机。
研究结果显示，早年留守经历会减弱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并加强其个人导向型生育动机。具体来说，留守经历对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的影响在男性、“90后”、独生子女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守经历对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的负面影响，在仅父亲外出务工以及在0至3岁期间经历留守的群体中最为明显。
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通过匹配具有相似个人特征但没有留守经历的个体作为对照组，计算了平均处理效应（ATT），以评估具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生育动机上的变化。结果显示，留守经历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成年后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尤其在心理健康方面，留守经历导致的早期情感缺失，使得个体成年后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从而降低了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
此外，研究还发现，仅父亲外出的留守经历对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的负面影响较大，这可能是由于母亲在承担更重的家庭照顾责任的同时，影响了留守儿童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态度。而在0至3岁期间经历留守的群体中，由于这一时期是儿童与父母建立情感联系的关键时期，父母的缺席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从而对成年后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产生了更强烈的抑制作用。
吴华安团队的研究与王春凯团队的研究不谋而合。王春凯团队的研究发现，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在理想子女数量上与非流动人口二代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前者在实际生育行为上与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偏差，特别是那些有过留守经历的育龄群体，他们更难实现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
这项研究指出，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中，尤其是那些在童年时期有过留守经历的个体，在实际生育时更难以达到自己理想的生育数量。这与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留守经历可能导致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这使得他们在成年后面临更多的生育障碍。例如，由于缺乏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的陪伴，这部分人群可能在情感支持、教育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不足，这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生育决策。
经济条件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经济状况的改善通常会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但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压力的加大，一些家庭可能会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低。因此，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在家庭生育决策上更加谨慎，少生孩子的策略性选择有助于他们完成家庭再生产和实现家庭发展目标。
社会支持同样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由于早期父母不在身边的经历，导致他们与家乡其他成员的联系较为薄弱，人情往来较少。此外，他们在进城后也很难快速融入新的社会环境，无法与本地人建立较为亲密的关系，导致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较为单一。这使得他们在职业发展以及子女照料上更容易遭遇困境，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
这些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需要特别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并尽力弥补他们因缺乏父母教育和情感支持所遭受的损失，以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生育观。
为解决农村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生育困境，王春凯团队建议建立以家庭为核心的多元生育支持机制，帮助家庭合理配置资源、平衡家庭与工作，推动生育意愿提升和行为转化；完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如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设计、加强农村流动人口动态生育支持保障、解决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继续推动乡村经济发展，鼓励青年返乡创业，实现家庭团聚，减少留守儿童问题。对于无法跟随父母生活的留守儿童，则建议通过社会化培养措施，尽量弥补他们在家庭教育和情感支持方面的缺失，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形成健康的生育观。
